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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有一座城的高度，一个市场也有一个市场的高度。汉正街，因其在市场改革中的解放思想与冒险探索，已载入史册，成为武汉人敢为天下先的辉煌记忆——
编者按
3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103位武汉人摆摊汉正街，掀开了中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汉正街成为一个时代小商品的代名词，进而引发全国为之瞩目的汉正街现象。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弄潮的汉正街从来就聚焦着各方关注的目光。无论其怯怯的萌发，勃勃的兴起，轰轰烈烈的巅峰，还是差强人意的盛极转衰，汉正街从它诞生起似乎就注定了它所演绎的每一步历程，都将作为一个时代的样本留存历史。
回眸过去，可以更清晰地审视现在；反思历史，可以更敏锐地着眼未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纵深推进，簇拥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滚滚向前，闪烁过历史之光的汉正街还将以它独特的姿态生存与发展。
今日起，本版刊发系列述评，再次将目光聚焦汉正街。我们希望通过解剖市场经济中的这样一个样本，来探寻中国商品经济大潮如何因汉正街而汹涌澎湃；来探究在激烈的竞争中，义乌的超越昭示着商业与市场模式的怎样一种进化历程；来探讨汉正街商家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以更进一步的探索来纪念30年前改革的胆略与智慧。敬请您关注。
103位首批个体经营者临街吆喝，打开了中国全新的商业发展版图
不久前，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中国区总裁罗国伟在汉表示，要抛开供应商，直接到田间地头为市民采购回秭归脐橙；轻点鼠标，小至几块钱的钢笔，大至数千元的家具通过“淘宝”、“拍拍”网，轻松为您送货上门；逢至节假日，商厦、卖场不是“满80送20”，就是“买1000减200”，竞相推出打折优惠……
这些，都是眼下生活中百姓熟知的场景和商家的促销手法，但它们无不昭示着：市场经济的细胞，已水乳交融般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无形之手”。
然而，3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场景是那么的不可想象。更不可想象的是，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一条千米老街，与30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大潮，有着一段密不可分的传奇经历。
历史变革，似乎往往总有微小而偶然的起点。1979年，1632米长的汉正街。那一年，武汉市决定开放中断了数十年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03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工商登记，发证成为全国首批个体经营者。
时年39岁的郑举选接过15元资本金换来的个体经营执照时，战战兢兢地摆起竹床卖起扣子。此时，他已因“投机倒把”罪第二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刚刚走出看守所。
人们在沉寂了多年的街上，听到了103位像他这样的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不大的吆喝声。
自由流通是商业社会最原始、最朴素的真理。郑举选和他的102位同伴，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锻造了全新的商业流通链条，重绘了新中国商业模式，并由此打开了中国全新的商业发展版图。
没人预料到，商品迁徙的足迹和中国经济的全新旅程，会由这103位无单位、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开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
如今，汉正街75%的商户经营服装。可是，30年前它和自动伞等商品被列入禁卖的“小商品”黑名单。
1979年，全国工商局长齐聚北京，提出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和方便群众。两次因“投机倒把”被定“罪”的郑举选，似乎对局长们的前半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时，做生意抓住是要坐牢的！”今年68岁的老汉正街人郑举选说。
一件衣服，一只手电筒，按国家下达计划生产，由国营商业部门独家收购，出厂因循着绘定的“线路图”：按指令由国家批准的商业储运公司负责，调往省级商业批发站，然后由省到地区到县，此所谓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率。
相对应，自行进货自行运输、自行定价销售，刑法称之为“投机倒把罪”。
显然，汉正街个体户们的行为违背了法定的商业模式。他们根据顾客需要直接从厂家进货，依据市场供求自行定价。
尽管如此，遵循市场规律的商品自由流通，有着不可阻挡的力量。1982年，汉正街成了有数百名从业人员、400米长的街道集市，根据顾客需要直接从厂家进货，依据市场供求自行定价。
随着汉正街的个体户们打开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缺口，他们的冒险行为引来了质疑。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甚至刊发了一篇颇具杀伤力的文章：《汉正街是社会主义吗？》“那时的小商品仅仅是针头线脑之类的，人们都在讨论服装算不算小商品、伞算不算小商品！”汉正街上首家经营自动伞的商户王仁昌，被工商部门没收的“超标小商品”和人们左右摇摆的讨论一样多。
风口浪尖，存废声起。1982年8月28日，所有的争论戛然而止，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改革迎来了转折点。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借力解放思想，一场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的商业改革、城市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经济学者们曾如是说：要看对内搞活来汉正街
“没有汉正街的星星之火，就没有今天全国的燎原之势。”有学者说，我国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流通领域改革步步深入，城市改革层层推进。一时间，全国市场发展风起云涌，沈阳五爱、浙江义乌等市场接连兴起，市场经济的大潮迅猛涌动中华大地。
20世纪的最后20年，经济学者们如是说：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1985年10月，日本新闻代表团在参观、采访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后，团长、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社长梅本洋一先生动情地说：“从闻名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活动中，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开放、搞活政策，有了实质性理解。”“汉正街的出现，冲破了‘三级批发、禁止长途贩运、统一工业品价格’的政策限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的评价，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延福的看法不谋而合：“汉正街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大制度创新之一——“小岗模式”（又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首钢模式”（又叫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工业企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而“汉正街模式”是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重大创新。
市场经济的内生力，仍在汉正街源源创造中
弹指一挥间。30年的发展，现在的汉正街有1．3万家个体户、近1000家私营企业和10万从业人员，经营近10万个品种，年销售额逾百亿元、税收过亿元。而在全国，亿元以上交易市场较2002年增长20%，市场营业面积和成交额增长75.2%和87.2%。
中国的市场模式与商业生态环境已经涅槃：商品交易不断由满足基本交易功能向多功能服务转变，由传统的存在形式向新型的市场现代化流通组织形式转变，由传统交易手段向现代营销手段转变。
市场经济的内生力，在汉正街众多经营者源源创造中得到体现：在相关政策还限制着民间办校的1988年，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的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一曲“蛇吞象”震惊神州，其麾下的私营企业大地公司，兼并了有近百年历史、职工人数达1868人的国营武汉火柴厂；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还在争论“姓社姓资”、“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的雇工已达到一二百人；在政策倡导进行股份制改造前，这里的家庭股份制、合伙制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已大行其道……
东汉正街的牌坊旁，有一座孙中山铜像。游历此处，经济学家童大林提出一个恰似新“三民”的观点：汉正街充分体现了民需、民有、民营。正如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王晨所言：“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明确了，商贸流通业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记者 涂亚卓 张真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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