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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温州的第一印象，就是公交车上使用的温州话报站音，让人不禁感觉到这个城市地方色彩的浓厚和自足。
坐着公交车，穿过几乎半个城市，观察记者在一间简陋狭小的房间里见到了温州市欧海区鞋革协会秘书长何国良。在提及温州鞋业面临的困境时，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温州鞋业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洗牌’，今年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制鞋生态圈的 “成本链”断失
在“中国鞋都”温州，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制鞋业的发达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在制鞋产业链上，相对于鞋厂的苯类水体污染，进行初加工的制革厂污染更是首当其冲，它产生的含有大量化学硫化物、铬和氨氮的废水，不仅会导致水体发黑发臭，产生致癌物质，还会危害水里鱼类的存活。
于是，在环境和经济的抉择中，温州市鹿城区政府一声令下，先拿制革厂开刀，铁腕关闭了辖区内的5个制革基地，至此，制革产业在鹿城区完全消失了。
循着路人的指点，沿着跨越鹿城区的过境公路往北走，记者来到了最早关闭的洞桥制革基地，在这里，昔日的繁华，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穿过立于门口金晃晃的拱形标牌，就进入了洞桥制革基地。基地里很安静，一幢幢高低不一的厂房就排在道路两侧，可是几乎所有的厂房都已经人去楼空，紧紧地拉着卷闸门，偶有几个村民也是坐在外面聊天打牌。“这里是去年8月份关的。”一个正在打牌的村民说，“鹿城区政府来开了个会，然后一夜之间，所有的制革厂都关闭了。”
提起关闭的原因，这位村民有些无奈地说：“因为污染呗，但是污染这个问题要一分而二来看，制革就是要污染的嘛，这里关闭了，老板们去别的地方开厂，还是要污染的，况且我们这里还搞了污水处理站。”很明显，他对制革厂的关闭“忿忿不平”。
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产业转移和扶贫项目，鹿城区建立了洞桥制革基地，把原本集中在市区三角城头一带的制革厂搬迁至此，实行集中生产，到90年代中期，相继发展形成了洞桥、十里、前京、下岸、岩门5个制革基地。
但是随着制革产业的不断扩大，污染问题也日益加剧。虽然现在厂房都停产了，但是记者在基地里行走仍然要十分小心，以免踩上道路上黑漆漆的污泥和生活垃圾，而这里的味道也并不好闻，裸露在外的下水管道散发着阵阵恶臭，基地边上的一条小河也如一潭死水般寂寂无声，浑浊的水面上还有为数不少的“不明漂浮物”。
经济发展当然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2007年8月8日下午，鹿城区政府组织召开制革业整顿会议，该会议传达国家节能减排的工作精神，并依据《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对洞桥、前京、十里和岩门制革基地作出停产整顿的决定。
从洞桥制革基地里的马路一直往南走，就可以到达与之相连的岩门制革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面积并不大，在一排厂房中很不起眼，只是它远远散发出的异味，让人辨认出这里的特别。“这个污水处理站已经搞了6、7年了，政府说要搞，我们就自己投钱搞了，现在已经没用了。”岩门基地的一位村民说道。污水处理站里有两个深不见底的大坑，里面盛着黑绿色的污水，让人恶心。走在旁边，村民一直提醒记者要小心，掉下去可是再也洗不清了。
基地里仍然有两、三辆卡车穿行其中，一些工人正把厂里的皮革往卡车上搬运。“这都是关闭前生产的皮革，我们厂搬到山东去了，那里污染指标低。”一位正在装卸皮革的工人告诉记者。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制革企业正在全国进行着一场“游击战”，今天在温州、明天在山东、后天在江西……但出去的终归是回不来了。
“现在原材料涨价厉害，制革企业搬走了，我们就得从外地购皮，国际油价飞涨，运费的支出不要太惊人！”就在制革基地不远处开了一家小鞋厂的老板抱怨道。制革产业作为温州鞋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它的迁出和衰亡，对鞋企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多年的发展，已经让温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鞋生态圈，而生态圈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优势，一旦破坏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将会带来致命的灾难。
“流水般”的劳务关系
生产成本如脱缰的野马般把持不住，但野马并不只有这一匹，温州鞋业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阻力，改革的阵痛时时传来。
据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近几个月来，温州市有70多家中小鞋企倒闭或转产，是近几年来倒闭或转产数量最多的一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鞋厂老总也忧虑地告诉记者：“照今年这样下去，有三分之二的鞋厂都要倒闭。”
赫赫有名的中国鞋都位于温州鹿城区的双屿镇，与已经关闭的制革基地相去并不远，同在过境公路的两侧，这里面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温州鞋业发展的轨迹。
鞋都分为一期和二期两个园区，二期由于迟于一期建造，因此在布局上显得更为合理和整齐。
穿过一条窄小的马路，就到了二期鞋都园区内。眼前豁然开朗，长发祥鞋业、纬度鞋业、龙峰鞋业……一幢幢标准化厂房屹立在道路两侧，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宏伟和整齐。
虽然正值上班时间，但鞋都里的路上仍然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在鞋都打工的多是二十多岁男女青年，他们染着时下最流行的“黄毛”，穿着垮垮的牛仔裤，戴着耳环项链，脸上带着属于这个年龄的青涩和迷茫。他们背井离乡，从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而来，在这个比自己家乡发达好几倍的东部城市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这些走来走去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厂的大门前驻留，认真找寻着张贴在门口的招聘启事，记者发现，鞋都里几乎每家工厂都在招工。
“像这样的招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鞋都里的保安说，“无所谓旺季淡季，现在各个厂都缺工人。”
有这么多在外游荡的年轻人，可鞋厂却招不到工，这让人实在有些想不通。在一家鞋厂门口，记者询问了一对从贵州来的情侣。“我们在鞋都里很多鞋厂都干过的，有些厂我们干个两天就走了。”男的嘿嘿地笑了，“我们就是想多赚钱呗，哪里生意好，给的工资多，就去哪里。”
几乎所有的打工者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对于如此之大的用工流动性，温州市鞋革协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实的确如此，原因是双方面的。”据他介绍，鞋厂里用工很多都不签合同，刚开始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不想签，后来员工觉得既然没保障，也就干脆哪里生意好就去哪里，也不愿意签合同，省得受到束缚。
温州人常常引以为豪的“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做起来”的本事，在现在看来的确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门槛，长久以来民营经济的不规范发展，形成了企业劳务关系的松散和易碎，同样也让突然而至的《劳动合同法》像一个筛子，筛去小的，留下大的。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推行，记者采访到的很多企业都明显表现出了抵触情绪。巨康鞋业行政部的朱主任认为，劳动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法中的很多条目都不太适合，比如强行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势必会造成“农忙”时的成本升高，以至需要支付一大笔的加班费。
而《劳动合同法》中的工资标准和社保规定，也是所有企业主的一块心病。有能力推行的企业由于员工的观念问题，迟迟得不到响应，没有能力推行的企业则面临着法律的惩罚。
温州瓯海区鞋革协会的何秘书长给记者算过一笔帐：“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平均企业一年就要为一个工人多支出5186块钱，这样的成本增长简直就把一些不上规模的小厂逼上了绝境。”
然而除了《劳动合同法》，鞋类企业的负荷正在以一种“加速度”连环袭来，人民币持续升值，银根紧缩，出口贸易受抑，它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又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出口贸易“孤独抗衡”
位于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的雷得利鞋业，拥有四条生产线、1000多名员工，在众多鞋类企业中已经颇具规模。
雷得利走的是外销路线，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近几年来国际市场的种种壁垒让他们品尝到了越来越苦涩的滋味。
“人民币升值很快，美元则贬值得厉害，以前1美元兑换人民币8.3元，现在1美元兑换人民币7.3元，我们的利润被大大压缩了。”雷得利鞋业人事部的黄经理对记者说。
出口行业的结算不像普通商品零售经营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接到订单，寻求货源，装船运输，货款到帐，往往存在一定的周期，而如果周期结束后美元针对人民币贬值，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企业的利润会大受影响。假设一个鞋厂去年的一笔订单能有25%的利润，如果人民币升值了6%，那么利润就锐减到19%。
如果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大型企业带来的只是利润的压缩，那么带给小型企业的则是严重亏损。
在中国鞋都产业园的布局上，除了那些规模颇大的厂房，还有一排排并不起眼的小厂房。进驻的各个企业共用一幢5层小楼，一楼都为办公会客之用，二楼到顶层则为厂房。记者走访了几家，几乎都是做内销的。“像我们这样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小企业现在并不适合做外销，本来我们就以价格低廉为优势，人民币的升值让这个优势渐渐消失。”去年刚刚在鞋都二期建厂的一家鞋企老板坐在豪华的办公桌上，望着摆在桌角的招财貔貅说道。
长期以来靠做世界工厂而拉动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遇到了瓶颈。低附加值的国内制鞋行业，靠着原先的廉价土地资源和原材料价格，一直以“MADEINCHINA”享誉全球。然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意味着美国消费者需要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来自中国的商品，这就直接造成外贸鞋业出口产品在美国的价格竞争力直线下降。如果像有些学者所预测的人民币到达50％的升值顶点，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特别是以美国为出口目的地的企业大部份都会拒绝再玩了。这些出口企业不仅没有了市场，而且会亏损的厉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现在，大多数外贸鞋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只能在报价上下功夫。在人民币没有升值前接的单，必须要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外贸鞋企尽量赶在人民币升值前出货。而如果赶不及，那么在汇率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对外报价就要适当保留，做适当的涨价，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前景，鞋企老板们都很难做到高瞻远瞩。
除了人民币升值引发的强烈地震，长久以来积累的痼疾也常常隐隐作痛。“我们做外贸鞋业的，现在碰到的另一大难题是欧盟的反倾销征税。”雷得利鞋业的黄经理苦恼地说。
从2006年10月7日开始，欧盟开始正式对中国皮鞋及童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反倾销税。但是欧盟的政策显然不止于此，2007年9月份欧盟又开始对中国皮鞋“借道”澳门出口欧洲的情况发起反规避调查。根据欧盟相关规定，如果出口至欧盟的皮鞋存在经澳门转运的规避行为，欧委会将对这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作为每年出口近4000万双鞋的温州，最大的市场就是欧盟。在征收反倾销税后的第一个月，温州出口欧盟皮面鞋类产品与去年同期相比，数量、货值分别下降了48.49%和45.90%。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一些鞋企纷纷拿起法律武器以维护自身权益。2006年中国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温州奥康集团率先宣布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欧盟征收中国制鞋企业16.5%的反倾销税不符合欧盟的相关法律。紧接着，温州泰马集团、广东佛山南海金履鞋业有限公司和广东惠州新生港元鞋业有限公司也相继宣布上诉。之后，“反贸易壁垒合作组织”也应运而生。
但是，即使现在携手打击反倾销政策的鞋企越来越多，温州鞋企对反倾销的前景仍然并不乐观。“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游戏，最早走出去的那批企业是最有经验的，他们最了解游戏规则，但是企业毕竟是企业，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黄经理提到。
记者注意到，温州的鞋革协会特别多，除了一个市级协会，各个区都还会有独立的区协会。但是这些协会的作用却并不尽如人意。记者辗转去过多个协会，发现他们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人员也极为“精简”。“行业协会其实都是我们这些鞋厂投钱办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好服务功能。”一个鞋厂负责人抱怨道。
“野草”到“树”的转变
那么，最后问题的终结只能归就于产业升级。这是历史的必然，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拥有敏锐嗅觉的资本运作最能体现这一点。就像制革企业的打游击一样，本来一向被指投资过热的外资也纷纷动作拘谨了起来。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去年新设外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今年1月外资新设企业2918家，同比下降13.41%。
而就温州具体地域而言，台商是去年到今年“逃跑”的主力军。国家去年做出决定，自2008年起取消行之多年的“三免两减”税收政策，继而实施新加工贸易目录、出口退税新制，这无疑深深撼动了广大从事代工的台商继续在国内办厂的信念。
“今年退出的台商很多，他们大部分将工厂外迁至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那些更富有廉价劳工力的地方。”欧海区行业协会何秘书长说。
外资的迁移反映出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依靠便宜地价、廉价劳力、优惠政策吸引外企的时代正在远去，相反，随着经营成本增加，以及政府采取的一连串对外资征税、加强土地和劳工管理的措施，原先的投资局面已经被打破。
另一方面，温州本地的鞋业老板也参与了这轮投资转移的混战。2003年1月，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温州奥康集团在重庆璧山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
这是迄今为止浙江企业在西部最大的一笔投资，“西部鞋都工业园区”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一个民营工业园。
与此同时，2004年5月，温州红蜻蜓鞋业集团也宣布将注资2亿元人民币，在铜梁打造西部鞋业基地。
两大鞋业巨头的大手笔投资，显然昭示着国内制鞋中心正在从东部转向西部，那里有更优惠的招商政策，更便宜的土地价格，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这样的转移似乎会绕进一个漩涡，相对于温州，四川、西安的制造成本当然低很多，然而，在劳动力成本低这个环节上，有些国家像越南、印度等，他们的成本比中国企业还要低，再下一步，非洲的成本也许比越南、印度更低，很明显，这样转移所维持的成本低的优势是不能持久的。
广州百丽鞋业的上市在让温州鞋厂老板惊惶失措的同时，也提供了另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2007年5月份，广州百丽鞋业成功在香港上市，集资达到80多亿港元，超过国美市值，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而在前不久，百丽又以16亿元并购森达集团旗下全部资产，从而拥有了男鞋品牌。
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关键一点就是要把企业的优势和市场环境及市场需求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找出一个市场的最佳定位，这才是企业的真正优势。
百丽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上市后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买下填补自己缺陷的优质企业，一条国际化的道路光明地展现在眼前。
2003年，意大利著名鞋类品牌GEOX在八家厂商中最终选择了奥康做为合作伙伴，奥康董事长王振涛在解释原因时说：“那么多优秀企业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奥康？他们说，别的都可以仿冒，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却是不容易仿冒的。当我第一次走进GEOX老总办公室时，他告诉我，他们的第一张订单只有36双鞋。我很惊讶，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GEOX就凭借他们神奇的‘会呼吸的鞋子’，成为欧洲鞋业的老大。这让我明白了品牌和网络背后真正考验的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国家发展的动力。这句话显然适合任何事物，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只有拥有了独特的生产技术，个性的品牌营销，优质的产品质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温州鞋厂来说，更重要的是经营思路的改变，是战略眼光的形成。
二十几年前，温州人在这块缺少资源的土地上，以野草一般的性格，赤手空拳地开辟了气势恢弘的“中国鞋都”，创造了名扬四海的“温州模式”，但是，野草固然能够顽强地蓬勃生长，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参天大树。现在，敢为天下先的口号仍然是一个航标，大树长成的背后是思维和眼光的转变和放大。
大浪淘沙过后，温州将呈现给世人一个崭新的“中国鞋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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